寻找抗战第一碑(一)

飞龙在天

寻找“抗战第一碑”
引子……

在以强行军的速度连续奔跑二十几个小时，又以疯狂的干劲把一片山体变成凹凸不平的军事工事之后，再有的事情只能是抱着枪，紧盯着前方，默默的等待。
这是中国西北地区一只不起眼的杂牌军，兵源复杂、装备落后，连部队番号都是临时的“华北军第五十九军”
他们中有的是参加过军阀混战的老兵，见惯了血腥杀伐，平时最关心的是如何能在枪林弹雨中活下来，有的是普普通通的农民，为混一口饭吃而穿上了军装。
今天，他们守在这里，却没想过要退却逃跑，因为他们在做着一件天底下最正义的事情——抵抗侵略！
这是最后一支守卫在长城一线的部队，兄第部队在长城各隘口作战失利的消息已经陆续传来，即便是嫡系的精锐部队尚不能抵抗日本人的进攻，面对这的军事实力的巨大差距，所有的人都明白，他们所做的只能是，筑一道血肉长城！
紧握手中破旧的步枪，盯紧前方的准星，脑海里却是父母妻儿期盼的目光……
他们清楚的知道，自己生命也许只剩下几个小时，但他们视死如归。
他们并不奢望人们永远记住他们，纪念他们，他们只希望，自己的家园，自己的亲人，永远的平安。
前方，尘土飞扬，敌人，
来了……
最后一声枪

塘沽协定事堪伤，
自拆樊篱引虎狼。
死战怀柔坚不退，
放完最后一声枪.。

这是一首写于抗战前期的小诗，没什么名气，文采好像也差了一点，但我惊异的是，这比美国的巴顿将军更早的提出了“最后一枪”的说法，相较于巴顿的壮志豪情，这里的最后一枪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凉和绝望：最后一枪——将士们还在浴血搏杀，还在坚守国土，得到的屈辱的塘沽协定； 最后一枪——子弹已经出膛，枪声久久回响，眼前是奋勇战死的兄弟，身后是即将沦丧的国土，实在是义愤难耐、心有不甘，估计当初岳飞连收十二道撤兵的金牌，也是这样愤怒而又无奈的心情吧！
我查了很久，始终没找到这首小诗的作者，中华民族十四年的抗战史中，这样的无名英雄多如繁星，但这只奋起抵抗的部队，这些壮烈殉国的将士，却有幸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在内蒙呼和浩特市公主府公园内，竖立着一座老旧的纪念碑，一块命运多舛的碑文，记录下这段这段尘封的历史。
纪念碑的全文：
中华民国华北军第五十九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纪念碑文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即1933年——作者）三月，日本军队侵占了热河，全国都大震动。从三月初旬，我国的军队在长城一带抗敌作战，曾有过几次很光荣的战斗。其中如宋哲元部在喜峰口的苦战，如徐庭瑶军关麟征、黄杰两师的中央军队在古北口南天门一带十余日的血战，都是天下皆知的。但这种最悲壮的牺牲，终于不能抵抗敌人最新最猛烈的武器。五月十二日以后，东路我军都退却了。北路我军苦战三昼夜之后，也退到了密云。五月二十一、二两日，北平以北的中央军队都退到古都附近集中。二十二日夜，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开始与敌方商议停战。
　　 五月二十三日的早晨四时，当我国代表接受了一个城下之盟的早晨，离当时的北平六十来里的怀柔县附近正开始一场最壮烈的血战。这一战从上午四时直打到下午七时，一千多个中国健儿用他们的血洗去了那天城下之盟一部分的耻辱。
　　 在怀柔作战的我方军队，是华北第七军团第五十九军。总指挥即是民国十六年北伐战争以孤军守涿州八十八日的傅作义军长。他们本奉令守张家口。四月二十九日，他们奉令开到昌平待命增援。命下之日全军欢呼出发，用每小时二十里的跑步赶赴阵地。五月一日全部到达昌平，仅走了二十四小时。五月十五日第五十九军奉令开到怀柔以西，在怀柔西北高地经石厂至南高庄的线上构筑阵地，十七日复奉令用主力在此地后方三十余里的半壁店、稷山营的线上构筑主阵地。他们不顾敌军人数两倍的众多，也不顾敌军器械百倍的精利，他们在敌军飞机的侦察轰炸之下，不分昼夜赶筑他们的阵地。他们决心要在这最后一线的前进阵地上，用他们的血染中华民族历史的一页。二十二日天将明时，敌军用侵华主力的第八师团的铃木旅团及川原旅团的福田支队，向怀柔正面攻击。又用铃木旅团的早田联队作大规模的迂回，绕道袭击我军的后方。正面敌军用重野炮三十门，飞机十五架，自晨至午不断地轰炸。我方官兵因工事的坚固，士气的镇定，始终保守着高地的阵地。那绕道来袭的早田联队也被我军拦击，损失很大。我军所埋地雷杀敌也不少。我军的隐蔽工事仅留二寸见方的枪孔，等到敌人接近，然后伏枪伏炮齐出，用手掷弹投炸。凡敌人之长处到此都失了效用。敌军无法前进，只能向我高地阵地作极猛烈的轰炸。有一次敌军一个中队攻进了我右方的阵地，终被我军奋力迎击，把阵地夺回。我军虽无必胜之念，而人人具必死之心：有全连被敌炮和飞机集中炸死五分之四，而阵地屹然未动的；有袒臂跳出战壕肉搏杀敌的；有携带十几个手掷弹，伏在外壕里一人独立杀敌几十个的。到了下午，他们接到北平军分会的命令，因停战协定已定局，令他们撤到高丽营后方。但他们正在酣战中势不能遽行撤退；而那个国耻消息，又正使他们留恋这一个最后抗敌的机会。直到下午七时，战争渐入沉寂状态，我军才向高丽营撤退，敌军也没有追击。次日大阪《朝日新闻》的从军记者视察我军的高地阵地，电传彼国，曾说：“敌人所筑的俄国式阵地，实有相当的价值。且在坚硬的岩石中掘成良好的战壕，殊令人惊叹！”又云：“看他们战壕中的遗尸，其中有不过十六、七岁的，也有很象学生的，青年人的狂热可以想见了。”怀柔之一战，第五十九军战死的官和兵共三百六十七人，受伤的共四百八十四人（此战役击毙日军246 名，伤500多人——作者）。
　　 五月三十一日停战协定在塘沽签字后，第五十九军开至昌平集结。凡本军战死官兵未及运回的，都由政府雇本地人民就地掩埋，暗树标志。六月全军奉令开回绥远复员。九月怀柔日军撤退后，傅将军派人备棺木殓衣，到作战地带寻找官兵遗骸二百零三具，全数运回绥远。绥远人民把他们葬在城北大青山下，建立抗日战死将士公墓，并且辟为公园，垂为永久的纪念。公墓将成，我因傅作义将军的嘱托，叙述怀柔战役的经过，作为纪念碑文。并作铭曰：
　　 这里长眠的是三百六十七个中国好男子！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
　　 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
　　 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
　　
胡  适    撰文
钱玄同    书丹


绥远烈士纪念碑原貌，有些模糊，但轮廓大致能看清

看完这段碑文，应该很清楚了，前面的小诗，记录了一段惨烈而又痛心的抗战历史，这些“死战怀柔坚不退”烈士们，最后辗转长眠于呼和浩特公主府公园，而公主府公园内的纪念碑，就是为此役而英勇牺牲三百六十七位烈士（其中觅得遗骸二百零三具）竖立的，这是距1931年“九一八”事变三年后，为纪念抗日死难烈士，而竖立起的第一座纪念碑，也是中华民族浴血抗战十四年的的抗战第一碑。      
如果说抗日战争也是国际反法西斯的一部分的话，此碑也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烈士纪念第一碑了（这句话我写得很没底气，因为我没资料可以查证）。
该碑还有另一项历史记录：这座两位文坛大师珠联璧合的碑文，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用全副新式标点符号写刻的白话碑文，具有很高文化价值。
沧海桑田，世事变幻，这块被称为“抗战第一碑”的纪念碑自建立之日起，就命运多舛，经历了兴建、更改、遮盖和重见天日、捣毁、重建一系列曲折复杂的变故，历经战火磨难、荣辱兴衰，一座纪念碑，在中国的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荣辱遭遇，折射出现代中国人的一段应当永远铭记的岁月变迁。
                  

热血筑丰碑

胡适碑文上所述的华北第七军团第五十九军，其实是一个临时的部队番号，这只英勇的部队，正式番号是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驻地是绥远省，军长就是大名鼎鼎的傅作义将军。在抗日战争时期，第三十五军堪称抗日铁军，对日作战勇猛顽强，鲜有败绩，但在当时还只能算是阎锡山的晋军系统的一部，也就是现在我们常说的晋绥军里的绥军，相对于蒋介石的中央嫡系部队，也就算是个杂牌军里面的杂牌，


绥远地图


这张地图更形象一点

长城抗战结束后，恢复番号的三十五军将士满怀悲愤的心情回到了绥远的驻地，抱定必死之志，极尽守土之责，以伤亡近千人的代价，却换回来一纸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冀东至北平二十余县成为不准驻军特殊区域，说白了也就是中国人不能驻守，而日本人随时能进。对照着历史看一看，这相当于晚唐时期“儿皇帝”石敬瑭割让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的一半，这一来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日军由东北入侵华北的通道已经打开。


在塘沽举行的华北停战会议。
中方代表自右到左为：徐燕谋、钱宗泽、熊斌和李择一

《塘沽协定》
一、中国军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再越过该线，不行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二、日本军为证实第一项实行之情形，随时用飞机或其他方法，以行视察，中国方面应行保护，并予以便利。
三、日本军证实中国军业已遵守第一项规定时，不再超越上述中国军的撤退线进行追击，并自动回到大致长城之线。
四、长城线以南，第一项协定之线以北及以东地区内之治安维持，由中国警察机关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用刺激日本感情之武力团体。
五、本协定签字盖章后，即生效力。

非武装地带概况图

这张更直观一点
守住了阵地，却丢失了国土，傅作义将军痛定思痛，决心建一座烈士纪念碑，缅怀死难的烈士，更激励国人的抗日热忱，坚定与日寇血战到底的信心。


傅作义将军像

1933年7月起，在傅作义将军的倡导下，绥远省各界为纪念华北第七军团怀柔战役抗日阵亡将士，出资购买北郊公主府遗产一顷余地，东至府地，西至大道，宽50丈(166米多)；南至小河，北至公主府，长120丈(400米)。以此作为烈士公墓地址，计价大洋2335元。
1933年9月，即战事过去了半年后，傅作义派出人员去怀柔战地寻找烈士遗体，遗憾的是只找到203具遗体。10月12日，烈士灵柩由火车运到归绥市（即现在的呼和浩特市），傅作义将军带领军地各界代表举行了隆重的接灵及安葬仪式，并按照本地的习俗，各召庙的喇嘛和尚诵经，超度亡魂。
1934年春，公墓园地按计划继续施工，到1935年夏竣工已形成公园格局：烈士公墓地的前面是烈士纪念堂，也叫烈士祠堂，为3开门，正门上面悬挂“气壮山河”4个大字的一块横匾，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字。正门两楹为蒋介石联语：“碧血洒荒原，终使乾坤留浩气。青山瘞忠骨，怕闻颦鼓动哀思。”（仔细研究蒋委员长的对联，全无拼死抵抗之意，竟然还是怕闻“颦鼓”——取自唐安禄山反叛的典故，全无抗战之心。）纪念堂东南筑台一座，高3尺，见方5丈，台南有3阶，阶各6级，台上围有石栏。纪念堂南数十步，建有埃及金字塔式几何等级形纪念塔一座，高5丈，塔顶为三角形丰碑，塔正面中间题“华北军第五十九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右题“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十月”，左题“傅作义敬建”等字。塔身两侧均镌刻诸烈士职名。塔的基座南面，嵌有白石纪念碑一座，高5尺，宽4尺，竖写的是纪念这次战役经过的文字，碑文的名称是“中华民国第七军团第五十九军抗日将士公墓碑”，胡适撰，钱玄同隶书。这是1934年春主体工程竣工前，胡适应傅作义约请所撰的碑文。镌刻请的是安徽的有名石匠。
后又在纪念塔前石彻一个正圆形水池，直径10多米，引北山下来的溪流经公园东南面流入池中，池水满了后再围绕四周草地流去，转圈再流向东南退入山溪之中，循环流动。后来引种荷花亦称莲花池，池的南面不远就是公园大门，为3孔牌坊式，牌坊门中间很高，在纪念塔的南面中轴线上，距纪念塔约200多米。牌坊门的两侧各有门房1个，专供守卫公园的军士驻宿，一般有5名士兵轮流看守。此外，在公园偏西建有一所小别墅，清雅幽静。
此项烈士公园工程从1933年秋开始，到1935年6月峻工，历时2年，当时预算花费大洋1.8万余元，除由归绥县政府、归绥市商会、山西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以及各商店等60余家捐助1652元外（不很多啊——作者），余均由35军司令部筹集，其建筑布置各事宜亦由司令部派员监督和负责。烈士公园，是当时归绥北郊游览胜景之地。
游人由南门进去，走神道抵莲花池，环绕莲花池到纪念塔，再向北走几十步，就是烈士纪念堂。如登上平台观看纪念堂，可以直接看到东西廊宇内各界颂功的诸碑碣，均排列有序围绕在绿阴紫陌之间；再向北观看烈士公墓，并列成行，整齐肃穆，好像当年整队待发的勇士，是时园景清幽，愈发令人想起英灵当年惨烈战斗之悲壮。
————————这几段摘自网络，对纪念碑的建立及当时的的情形描写的很具体翔实，不用本人再啰嗦了。


胡适撰写，钱玄同书丹的碑文，请注意，这是竖排版的

敦睦还是抵抗
纪念碑盖好了，问题也来了，1935年6月10日，在霸道的日本人威逼下，国民政府发布《邦交敦睦令》要求取消一切抗日的标志，尤其是阵亡将士公墓。侵略别人还不让人反抗，甚至不能出现抗日二字，真是欺负人到家了，可抱定“攘外必先安内”的国民政府却很配合，下令去掉抗日标志。
面对中央政府的施压，一向以“不说硬话、不办软事”为准则的傅作义将军不得已，将碑上的“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的“抗日”二字改成“长城”二字，胡适所撰碑文则被蒙上一层沙石，另刻“精灵在兹”4个大字。
1935年7月，白话碑文的作者胡适携次子及友人来到了绥远，看到了被改的面目全非的碑文，对于此碑的命运，胡适是有预感的“这碑不久会被日本毁灭的。”可万没想到，日本人没来，碑文却被埋葬。面对着战死的英灵，涂改的碑文，愤慨的胡适写下了《大青山公墓碑》诗：
雾散云开自有时，
埋藏隐晦不需悲。
山灵待我重来日，
大写青山第二碑。”

满腔悲愤的胡适写完诗走了，直到抗战胜利也没再来，没有实践他的诺言。可更郁闷的傅作义将军却不能走，作为驻守一方的将领，守土有责，不能象写诗那么简单。不许出现任何抗日字眼，那如何激励将士们的抗日斗志，聪明的傅将军想出了一套“抗日皮肤操”——从将军到士兵，大家都把上身脱光，把皮肤裸露在中午的烈日之下：用我们的皮肉来抗击烈日！
太阳，在我们中华民族的意识里，有着崇高的地位，是光明和希望的象征，为了抗击日本人，连我们最敬畏的太阳也成了仇视的目标，真可谓恨到骨子里了。


傅作义发明“皮肤抗日操”，对全省中小学教师进行抗日意识的灌输。（我原以为傅作义的军队才练这操，没想到都推广到学校了，很有远见）
于是，在烈日炎炎的内蒙古高原上，出现了这样的一幕：大青山脚下，黄河岸边，从将军到士兵，一群群赤裸着上身的汉子们默然肃立，忍受着烈日的暴晒，追思战死的战友：这里是我们的家园，这里是即将被侵略的土地，敌人就在我们的身边，挥舞杀人的刀枪，我们该怎么办？  
    终于，报仇雪恨的时候到了，贪心的日本人不满足现有的利益，又开始蠢蠢欲动了。这次，他们的目标是绥远省。
当时中国的抗战形势是这样的：
中华民国的行政区划与现在不同，民国时期东北是三个省：奉天、黑龙江、吉林；内蒙一带主要是四个省：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合称为“塞北四省”，1931年，日本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以及其微小的代价取得了东北三省，中国驻守的东北军不战而退。
占领了东北三省后，日本人并没有急于进攻南下进攻，而是由东向西进攻边境省份，在战略上保护侧翼的安全，其次是挑拨蒙汗满等民族之间的矛盾，达到分而治之的目地。
1933年2月23日，日本人进攻热河，驻防东北军倒是进行了抵抗，可惜一败涂地，日本人仅用了17天就占领了热河全省，最痛心的是，日本骑兵第8联队的仅仅128名侦察骑兵，就占领了东北军两个旅（5000人左右）重兵守卫的热河省会承德，斗志全无的守城部队未放一枪不战而逃，真是中国军队的耻辱。（查资料才发现，1933年热河省的税收已经收到了1972年了，敛财高手，抗战低能，民心尽失，焉能不败！）。
热河丢了，华北门户大开，日本人攻克了山海关，经过前面提到的长城抗战以后，日本人与国民政府签订了《塘沽协定》，保留了入侵华北的通道后，转身进攻察哈尔省，相对热河省，察哈尔省民众的抗战热情很高。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将军领导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到1933年6月15日，共有人12万，枪支约10万，兵力十分雄厚。但在日本人和蒋介石的共同打击下归于失败（唉，同室操戈），察哈尔省全境被日军占领。
接下来，就轮到了绥远省了。
进攻绥远，并不是日本人的贪得无厌一时兴起，绥远省位于内蒙古中西部，是贯通华北、西北，联结内蒙古与外蒙古的重点战略地带，控制了绥远，向南可威胁河北、山西，向西则可进兵陕西、宁夏、甘肃，向北觊觎外蒙古。这是日本人早在1930年制定的“满蒙计划”计划的重要一步，使满蒙的资源为日本所独占，充分利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手段并吞我东三省和内蒙古。
东北已经成立了满洲国了，日本人下一步的意图就是要成立个所谓的蒙古大元帝国，企图挑拨蒙汉人民的矛盾，再建立一个傀儡政权。
1936年5月12日，蒙古王爷德王在察北成立伪蒙古军政府，汉奸王英也组织了个“大汉义军”，两拨卖国求荣的乌合之众，在日本人的帮助下准备进攻绥远。对于这次进攻，日本人和汉奸们按照以往的经验，全都自信满满，以为可以轻松攻下，可没想到的是，他们面对的是一支皮肤黝黑，怒火满腔，急切盼望着“再放一枪”的中国军队。

英姿飒爽、一脸杀气但装备落后的傅部战士
（前景应当是一个重机枪小组，机枪应是国内仿制的哈其开斯重机枪，1897年定型产品，是日本92式重机枪的爷爷辈，很落后的，可见当时绥军装备的落后）
1936年11月13日夜，汉奸王英率2个骑兵旅、1个步兵团和2个炮兵连进攻绥东门户——红格尔图（现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红格尔图镇），绥远抗战正式打响。
14至18日，红格尔图之役激战了5昼夜，傅作义的军队重创了日伪军，守住了红格尔图要塞，此役歼敌400多人，俘敌300多人，用步枪击落敌机一架（开步枪击落飞机之先河），绥远抗战首战告捷，极大地鼓舞了绥远军民的士气，一胜。
24日凌晨，傅作义部在零下20度的严寒下，突袭德王的侵绥的后方基地——绥北重镇百灵庙（现包头市达茂旗百灵庙），，后又击破日伪军的雪夜偷袭，毙伤日伪军七八百人，俘虏三百余人，缴获枪炮弹药一批、面粉2万袋和大量汽油。二胜！

绥远我国骑兵出发袭击日伪军

整装待发的傅作义军战士
（请注意这些汽车，后经简单改装为铁甲车突袭百灵庙，开我国装甲集群突击之先河）

坚守在绥远抗日前线的战士
12月10日，傅作义向日伪在绥远的最后一个据点——锡拉木伦庙（又称大庙，现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红格尔苏木驻地）发起起攻，困守之敌已是惊弓之鸟，一击即溃，伪军各部纷纷杀死日本顾问反正，所有辎重、弹药全部被缴获。至此，日伪军全部退到察北。三胜！

收复百灵庙的骑兵第二师军官，从穿着上可见当时在是严寒中作战

痛快淋漓！
后不久，天津《大公报》上刊载一首小诗：

                    塞外蓦地传佳讯，
初闻涕泪满衣裳。
环甲将士愁何在？
垂髫稚子喜若狂。
（刚看到这首小诗的时候，我很不理解，大公报那么多文人，编首诗很难吗？也用不到笨到去仿写杜甫的《闻官兵收河南河北》啊，后来想明白了，这是拿平定安史之乱的典故来形容绥远抗战的意义和作用，很高妙的褒奖。）

绥远抗战地图
（此战后，绥远地区的傀儡伪军被打塌了脊梁骨，整个抗战期间依靠日本人苟延残喘，一直没成什么气候。）

绥远抗战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本人的嚣张气焰，也遏制了汉奸们的卖国求荣的势头，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对日本先后有过淞沪抗战、长城抗战，每次战后无一不是以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告终，绥远抗战是中国抗战史上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局部抗战。这场胜利，对于当时听惯了各种失败的消息、悲观的论调的中国人来说，激发了压抑已久的抗日热忱：“四万万人闻之，神为之旺，气为之壮”——毛泽东语！
绥远抗战期间，绥远成了海内外华人注目的焦点。全国各地的前线慰问团、慰问队、战地服务团、抗日救亡演出队纷至沓来，慰问绥远军民，声势之大、数量之多，前所未有。
1936年11月25日，以著名爱国人士黄炎培为团长的上海慰问团，带着申城人民募捐的10万银元（一银元相当于现在的40元人民币）元慰问金乘专机率先抵绥。
11月下旬，上海妇女界领袖、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的夫人、国画家何香凝女士在沪举办个人画展，展出180幅作品，将全部门票收入寄至归绥。
全国各地妇女界发起“为绥远抗日将士织毛衣、手套、缝棉衣”的援绥行动，清华大学教授的夫人们把学校食堂作为临时被服厂，朱自清夫人陈竹隐、冯友兰夫人任载坤，张申府（清华哲学教授，中国共产党最早期的创始人之一，周恩来及朱德的入党介绍人，黄埔军校第一个共产党员，一手挖掘了钱钟书）的夫人刘清扬（中共历史上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周恩来的另一个入党介绍人）纷纷拿起了缝衣针，赶做棉衣。
清华、燕京等校学生发起“捐十万件皮衣”运动，为绥远将士捐献寒衣。天津学生援绥后援会同时发出捐款和送寒衣活动，各校女生纷纷为绥军战士缝棉衣、手套、毛袜等，共缝军衣1万套。
天津女子师范学院学生决定吃窝窝头1个月，节约700元，汇寄绥远前方以慰绥军。
军政界要员阎锡山遵其父命将87万遗产捐作战款，晋军高级将领赵承绶、李服膺、周玳等每人至少万元，全省共捐出110多万元。
当绥远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海外，旅欧侨胞组织“全欧华侨抗日救国会”，向傅作义将军致电：“望坚持抗敌到底，海外侨胞誓为后盾。”侨界领袖陈嘉庚先生从南洋捐出巨资。
菲律宾华侨王文堑、林少梅返回故里完婚，将结婚节约的费用寄至归绥。旅英学生、华商会等纷纷响应救国会“一日援绥款”号召，汇出1000英镑的援绥捐款。
　　截至1936年年底，来自全国各族各界捐献的款物折款500多万元，其中现款就达300多万元，可供绥远军队1年的军饷。
从1936年11月至1937年2月，先后有43个群众团体到绥进行慰问活动。当年的很多军政要人、文化名人都来过绥远，吊唁烈士英灵。著名记者范长江亲赴战地采访，写出报告文学《壮哉，红格尔图》，报道抗日将士的英雄事迹。
（我这样的喋喋不休的述说全国人民对绥远军队的支援，就是想说明，那时的中华民族，在历经了太多太多的屈辱和侵略后，太需要一场久违的胜利了，这种对胜利的迫切渴望，对民族复兴忘我的奉献，即使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也是推进我们中华民族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
其实，绥远抗战的胜利，从根本上讲仅仅是局部的军事胜利，只是击败了日本人扶持的汉奸部队，并不是打败了日本军队，当时傅作义部对外称是“剿匪”。虽然急盼一场胜利的中国民众，更愿意把绥远抗战当成是全面抗战前的一场大捷。但从日本人的方面讲，也只是侵华计划中的一点小挫折，绥远抗战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的政治作用：直接促成了著名的西安事变，古老中国的坎坷命运，就此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抗日统一战线
绥远抗战消息传到西安，和陕北红军屡战屡败的东北军（张学良率领）、第17路军（杨虎城率领）广大将士普遍喊出了“我们要援绥抗日，收复失地”的口号。东北军的将士找到张学良痛哭：“即使中央不同意，我们也要自行组织队伍援绥”。
1936年11月27日，张学良向蒋介石递交《援绥请缨抗敌书》，代表背井离乡，不愿再和共产党打内战的东北将士请缨参加绥远抗战，遭到蒋介石严词拒绝。
12月9日，西安学生在纪念“一二?九”一周年纪念大会上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欢迎武装同志援绥”的口号，坚定了张学良、杨虎城兵谏的决心。
1936年12月12日，也就是傅作义率部收复大庙的第三天，忍无可忍的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毅然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
1936年12月20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布了《告东北军、十七路军将士书》，阐述他们的抗日主张，其文告几次提到了绥远抗战：
“也许有人在那里怀疑绥远军队已经在那里抗日了，听说也有些中央军队在那里参加，很是胜利。可见中央已在那里抗日，为什么还要我们这样发动？不！不！事实绝不是这样简单……
……中央军是摆在晋军与绥军中间，而且只有两师。阎副委员长所要求的二十万大军援绥，中央答复无法抽调。然而到西北打红军的内战却源源而来了几十万大军……
……双十二运动发生的一天，中央飞机数十架一齐发动到西安来侦察，而在绥远的抗日血战中，中国飞机却半架也没有。
据他们说是因为天气太冷，飞机发动不容易，但敌人的飞机怎么能发动呢？也许我们的飞机不好，那我们为什么必要买那样不好的飞机呢？而且到寒冷和绥远差不多的西北的飞机怎么就能发动使用呢？”
面对着绥远抗战后国人和军队汹涌澎湃的抗战热情，一向顽固的蒋委员长终于明白了，民心不可违。
国民党的部队停止了对共产党军队的攻击，改为全面防备日本人的攻击，而转战万里的红军也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再一次的大展宏图。
兄弟阋墙，外御其侮！
于是，在东北“九一八”事变历经六年的惨痛侵略之后；在东北四省，察北六县，冀东二十二县相续沦陷，无数的中国百姓被欺辱蹂躏，无数的物产资源被抢占掠夺之后；在中国政府的一位退让、容忍，中国军民英勇而又孤独的抵抗之后——最终，绥远抗战唤起饱经战火、历经屈辱的中华民族，再一次的团结起来，共同抵抗侵略。
华北军第五十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这座伫立在荒凉塞外，由胡适、钱玄同两位新文化运动名人珠联璧合而作的白话文第一碑，成为了当时中国仅有的抗日救国抵抗外侮的象征，祭奠战死英灵的祭台，吸引了无数仁人志士奔赴归绥（现呼和浩特市）瞻仰凭吊。
1937年3月15日，绥远抗战纪念碑迎来了它最辉煌的时刻，绥远各族军民3万多人，在公主府抗日烈士陵园举行了“绥远抗战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国民党中政会主席汪精卫，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著名学者傅增湘（我国著名藏书家，1938年参加日本人控制的东亚文化协议会，先后任副会长，会长。）；傅斯年（历史学家、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文艺界代表崔嵬（1938年入党，演员、导演，在电影《红旗谱》演主角朱老忠获首届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导演了大名鼎鼎的《小兵张嘎》，在这次纪念活动中创作了话剧《察东之夜》）；吕骥（1935年入党，我国新音乐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主要作品有：《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祖国颂》、《九?一八”小调》等）；张瑞芳（著名表演艺术家，代表作《万紫千红总是春》、《母亲》、《南征北战》、《李双双》和《泉水叮咚》，现在世。）北平学联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代表陆平（1933年入党，后任晋察军区政治部主任、北京大学校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后改为航天部副部长等职。）等参加了大会，会上宣读了蒋介石、汪精卫、阎锡山及北平学联和“民先”的祭文。大会还收到毛泽东和朱德从延安发来的唁电：“诸将士英勇杀敌成仁取义，伟大精神是以昭示后世，风励全国。”

这张照片摄于1937年7月3日，距卢沟桥事变仅四天，摄影师孙明经，2003年才发表。这是有关纪念碑最早的一张照片，可以看到，碑文上的抗日二字已经被长城所代替。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抗战纪念碑上，不再是那个晦涩难懂的“精灵在兹”了，绥远抗战胜利后，兴奋的傅作义将军下令去掉遮盖的石板，由胡钱二人撰写碑文在封闭近两年后重见天日。据我认为，真正碑文虽然再次显露，但纪念碑上的“长城”二字却没有再改回来，细看前面孙明经所拍摄的照片，离卢沟桥事变仅仅四天了，上面还是“长城阵亡将士公墓”，碑文前面还有些铁丝似的东西，应当是固定遮盖物的，也还没有去掉。
可见当时抗战期间，人们对于日本人的侵略还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对于这座碑，人们还是做着再次遮盖的准备。

浴血保家园

果不其然，1937年7月7日，日本人进攻卢沟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卢沟桥事变后，驻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很快就组成了关东军察哈尔兵团（后称蒙疆兵团），指挥官是当时的关东军参谋长，后来臭名昭著的东条英机，以四个旅团附有伪蒙军九个骑兵师直扑察绥和晋北，侵占张家口、大同、集宁、绥远、包头等地，据我查的一些史料零星的提到，这个蒙疆兵团一路占领一路屠杀，其残暴程度不亚于南京大屠杀，为东条英机的日后的一路飞黄腾达，从日本首相直至最后风光的晋升为头号绞刑犯捞足了资本。
在这危急的时候，曾经英勇奋战的傅作义部队哪去了？
抗战伊始，傅作义并不示弱，曾派兵一度收复察西重镇商都县（现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商都县），以求战略上的主动，开创全面抗战以来首次收复县城之先例（当然，后来又丢了），接着就接到阎锡山的电令，整个部队开赴山西，也就是说，要放弃经营多年的绥远省，集中兵力保卫山西，这固然有阎老西的假公济私的成分，但当时绥远省人口仅170多万，防线却长达500多公里，地广人稀，补给困难，仅仅靠一个地方杂牌军的防御是远远不够的。军令如山，傅作义只能率领全军赴山西参战，临行前，细心地傅将军再次让人用那块“精灵在兹”的石碑盖住了胡适、钱玄同的碑文。将烈士的遗骨和极具象征意义的纪念碑留在了即将沦陷的国土上。
多年以后，傅作义将军在谈到放弃经营多年的绥远，使绥远民众沦为亡国奴时，痛心疾首，语至哽咽。
1937年10月14日，日本军队占领归绥（现在的呼和浩特市）。

1937年10月14日，日军攻陷绥远省会归绥（今呼和浩特市）

1937年10月17日，日本军队占领包头。
绥远省大部沦陷，开始了长达8年的亡国生涯。
奇怪的是，这时的抗战纪念碑，并没有遭到破坏，虽然旁边就是日本兵营，但对这座纪念碑却是视而不见的。对此，一般的解释是，日本兵出于对战死英灵的敬畏和尊重，没有毁坏纪念碑。而我的看法是：日本人对活人都谈不上尊重，更别说是一个纪念碑。真正的原因应该是：对于绥远省，日本人更大的目的是掠夺资源，虽然当时的国人都认为绥远省地处塞外，土地贫瘠，可已经工业化的日本人早在这块土地上嗅出了资源的味道，再加上包头市是西北地区最大的水旱码头，皮毛的集散地，经济利益的获得远大于军事占领的意义。因此，对待民风彪悍的绥远地区，日本人采取了怀柔的政策，扶持傀儡政权，训练伪军部队，以期用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资源,达到他们“以战养战”的目的
所以，日本人对英灵的纪念碑，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态度，因为，他们清楚的知道，毁坏纪念碑，侮辱烈士的遗骨，并不能征服人心，反而会带来民众最激烈的反抗。
纪念碑孤零零的伫立着，像站立在黄河边上最后一个哨兵，一天天残破，一天天萧瑟，孤独的桃树护卫着烈士的墓地，一年年花开，一年年花落，为烈士献上微薄的祭奠。
纪念碑旁，不时有行人匆匆走过，留下匆匆的一瞥，目光或是坚毅，或是迷茫。
我们的军队在哪里？
我们的胜利又在何方？
终于，远处传来的隆隆枪炮声，为黑暗中的人们带来了一丝光明，一丝希望。
当时的绥远，还有几支地方抵抗武装。
1938年6月，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120师358旅第715团、独立第4支队和师骑兵营一部共2300余人，挺进大青山，成立大青山抗日支队，这支部队虽然弱小，却有着不屈不挠的斗志，强大的发动人民群众的能力，是最坚定最顽强的抵抗力量。

1938年，八路军120师一部进入大青山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

马占山将军率领东北挺进军，从东北嫩江河畔一直抵抗到绥西黄河岸边，这位以打响抗日第一枪而名垂青史的将军，对丧失家园最有一种切肤之痛，在傅作义主力转战山西后，以微小的兵力（不超一个师）节节抵抗日本人的侵略，保护绥远军政机关向后方转移，守卫绥西而遥望东北，这是最渴望打回家乡的抗日武装。

马占山将军
奇峻峰（蒙名色福勒玛，乌拉特前旗旗长遗孀，民国时期国民党仅有的三位女中将之一）；巴云英（蒙名德力格尔，乌拉特后旗旗长的遗孀，国民党仅有的三位女中将之二，一并说完吧，剩下的那位女中将就是宋美龄了，蒋介石的老婆）额仁庆达赖（没查到汉名，茂明安旗旗长的遗孀，民国时期仅有的四位女少将之一），（民国仅7位女将军，绥远就占了3个，厉害！）合称“抗日三女王”，受傅作义的领导，带领着广大蒙古族牧民抵抗日本人的侵略，是少数民族抵抗侵略的杰出代表，是具号召力的抵抗力量。

奇峻峰

巴云英
1938年4月23日，在山西顽强抵抗着日本人的进攻，历经平型关战役、忻口战役、太原保卫战，一路浴血拼杀，差点打光番号的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在经过短暂补充后（共产党帮忙在自己的地盘上动员3000兵员），终于又打回了绥远。
这群在枪林弹雨中幸存的，疲惫不堪却又斗志顽强的战士，兵锋所指之处，竟是绥远省会归绥（现呼和浩特市），伪蒙政权的中心、驻蒙日军司令部，抗战纪念碑所在的地方。
“我们仍在抵抗，我们绝不放弃，这里是生我养我的家园，我们的后代，也将生活在这里，我们不会让他们，也贴上亡国奴的标签！”
冥冥中，这是不是烈士英灵的召唤？
这场历时近三个月的战斗，史称绥南战役，是抗战史第一次反攻省会作战，一直打到归绥城的边上，全歼鬼子一个骑兵联队，牵制日军步骑两个多师团，战略上策应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
值得一提的是：西安事变中曾亲手活捉蒋介石，后任东北挺进军骑六师少将师长的抗日名将刘桂五将军于此役壮烈牺牲，其头颅日本人作为战功送至日本本土。他的辽宁朝阳老乡，另一位著名的“无头将军”东北抗联赵尚志将军的头颅，于2004年6年2月被找到并厚葬。而刘将军的头颅，依旧在日本某地，下落不明。

英气逼人的刘桂五将军
1939年底，在经历近九年的被侵略和大败退之后，蒋委员长终于想明白了，打仗并不是一味的退守抵抗，更重要的是——反攻！
关于这次反攻，抗战史上提到的并不多，原因很简单，战果平平。
唯一的亮点，还是在绥远。
1939年11月，远在绥西（仗打了两年，傅作义还在绥远坚守，而英勇抗战的国军精锐，一路从卢沟桥、徐州、败退到长沙，这固然有日本主攻方向的问题，但国民党内部组织作战，也实在有问题）的傅作义接到了蒋介石发自陪都重庆的命令：攻击大佘太。
不用在地图上找这个小小的大佘太了，因为傅作义根本没有执行这个作战命令。
这为他带来一枚党国的晴天白日勋章
蒋委员长气糊涂了？
不是，更富有战略眼光和攻击魄力的傅将军将攻击的目标指向了另一个绥远重镇——包头。
当时的绥远省，在日本人的统治下，设立了两个特别市，一个是作为伪首府的归绥市，另一个是经济中心包头市，这也是日本人重兵设防的城市，特别是包头市，号称有华北最坚固的城防。
1939年12月19日,傅作义部发动包头战役，一度占领了大半个城区，与日军展开激烈的巷战，由于未能阻止日本援军，功败垂成。
1940年1月末，鉴于傅作义的顽强进攻，日本人报复性的进攻绥西，傅部英勇抗击，遏制了日本人的进攻，但伤亡很大，绥西重镇五原县（现巴彦淖尔盟五原县）丢失。
作战不利，蒋介石电令傅作义率部撤往甘肃以求保存实力，但被傅拒绝。
1940年3月20日，傅作义将军不顾连续作战兵员损失惨重、粮秣弹药不足的困难，毅然发动了五原战役，血战之后（最严重时，兵员不足的傅作义甚至派出了蒙古女兵协助作战），夺回了五原县，开创中国军队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首次真正意义上的收复国土（夺回后没再丢失），同时稳定住了绥西防线，自此后，驻守绥西的中国军队虽历经大小战斗，但始终未让日本人再西进一步。
五原战役还有值得一提的战果是：此役打死中将衔日本鬼子水川一夫（昭和十三年日本贵族院的成员，标准的日本皇族，日本优秀的矿业专家），水川一夫当时率领一个矿业调查团到绥西考察，结果全团被歼，断绝了日本人在绥远开挖矿藏的念头（消灭鬼子保家卫国还带连带着保卫国土资源，难能可贵啊）。这也是继黄土岭击毙阿部规秀后中国军队击毙的第二个日本中将，看看今天，包钢稀土涨的让全国股民两眼放光，鄂尔多斯市运煤车堵塞京藏高速长达百里，长出一口气，真悬啊，差点便宜了小日本！

五原抗日烈士纪念碑，于2005年9月18日重建。

从1933年长城抗战开始，傅作义部队在晋察冀和绥远坚持抗战达12年之久。
终于，1945年8月15日，日本人无条件投降。中华民族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1945年9月28日，第12战区司令二级上将傅作义在归绥接受日本驻蒙军司令根本博的代表----驻蒙军参谋长中川留雄少将的投降，绥远全境光复。
不必再说什么意义之类的东西了，我只想总结一点史实：
14年抗战，中国直接死亡人口约3500万（含平民），而日本人在中国战场死亡约60万（含印缅战场上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和美英协同歼灭的约16万日军，主要是军人。）大家算算比例，就可以知道仅仅是生命，中华民族曾经付出了多么惨痛的代价！
1974年3月10日，据我们所熟知的二战结束日已经过去了整整30年，在菲律宾，一直在坚持战斗的最后一个日本士兵才在旧日上级长官的命令下投降。到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才算真正意义上的结束。
日本人近乎病态的顽强和坚忍，永远值得中国人的警惕。

最后一个投降的日本鬼子，一副很欠揍的样子

百战归来祭英魂

沦陷八年，傲然屹立八年，英雄的抗战纪念碑终于等到了胜利的一天，那块“精灵在兹”的石板，终于可以彻底的摘掉了，纪念碑再一次露出了胡钱合璧的碑文，而碑文上的长城二字，也理直气壮改回抗日二字，“华北军第五十九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十六个大字熠熠生辉，接受着百战归来的将士的献礼。
这座为抗战烈士树立的第一块纪念碑，它所纪念不仅是着那些多年前牺牲的三百六十七位烈士的英魂，更是代表着无数个为保卫家园、保卫中华民族而壮烈牺牲的烈士，可以想见，历经战火，饱经苦难的中国军民，当再见到这块虽然残破，却依旧傲然挺立的纪念碑时，是怎样一种激动而又复杂的心情。
这是中华名族不屈不挠，抵御外侮、匡复国土、缅怀先烈的崇高象征。
如果历史仅仅记录到这一刻，该是一种皆大欢喜的结局了，可是，历史的车轮还在前进，我们的祖父辈，以贫弱落后之躯，浴血搏杀，捍卫了我们的家园，完成了他们那个时代的历史重任，而我们，则有责任记录下后来的故事，完成我们的历史责任。